金沙江流域仲家（布依）人源流

多依郎  龙 琳  岑万辉

金沙江流域中及下游地区，地跨滇川两省及黔西北地区，布依族约有3万人。他们是古代越人壮侗语族或壮傣语支的后裔，他们的先民被称为“濮”、“僰”、“僚”等；近代他称为“仲家”、“仲家苗”、“苗”、“仲彝”、“沙彝”、“白沙彝”、“黑沙彝”、“夷族”、“夷子”、“羿子”等（文中暂统以仲家（布依人）代之）。他们是传统的农耕稻作民族。史前及先秦时代是该区域原住民族，至晋朝时代壮侗语族先民人口最多，成为主体民族。南朝时代随着爨的兴起至隋、唐、宋时期，大量被“汉化”、“彝化”，人口大量减少。本文仅探讨壮傣语支中的仲家（布依）人或布依（仲家）人源流，并折射壮傣语支民族先民在该地区历史上的变迁。

一、史前时代越人壮侗语族先民活动的文化遗存

据史前考古资料表明：在元谋上那蚌村（越语地名）发现的“元谋人”化石，证明170万年以前云南金沙江中游地区是亚洲人类发源地之一，随后在金沙江流域发现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石器文化，证明这一地区有大量人类活动。其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在云南金沙江下游如昭通地区，中游滇池地区及四川西昌、会理地区、中上游洱海地区，都发现了在史学界、考古学界普通得到公认的百越民族先民的新石器文化、印纹陶文化及青铜文化的代表器物：有肩石斧、有段石鐼^①、印纹陶^②、铜鼓^③等，说明该地区史前有大量百越民族的先民居住、耕织，经济生活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二、“濮”、“僰”是百越系统，人们共同体在不同地域里的称呼

在先秦的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提到西南地区的越，而“濮”、“僰”却经常在史籍中有记载。大量考古材料及史料证明：先秦时期的“濮”、“僰”人是指属于百越系统人们的共同体在不同地域里的称呼。长江中上游多称“濮”，金沙江中及下游及长江上游地区多称“僰”。作为孟高棉民族先民的濮在史籍中出现较晚，为汉晋以后。

因此，先秦时期的“濮”、“僰”是为百越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下面将“濮”、“僰”作进一步叙述。

（一）濮人之源

“濮”与中原的交往历史很早，《逸周书》载，商汤建国之初，濮人就向商朝贡献过珠玑、玳瑁、象牙等物品。周初，周武王伐纣时，也有濮人参加。这时濮人主要分布在蜀之东，楚之南及楚之西南，无统一的政治力量出现，濮的各部各自为政，被称之为“百濮”。杜预《春秋释翻》中曾载：“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濮人分布与楚近，很早与楚就有联系。濮人与楚人不是同一民族，据《史记-楚世家》载：“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又《国语·郑语》载：“叔熊（即叔堪）逃难于濮而蛮”，故叔堪逃到濮人中被濮人同化。

春秋以后，楚人开始经略濮人地区，到公元前523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此后，长江中游邻楚部分濮人融入楚族，余下的长江上游及楚之西南南中地区濮人，大部分成为后来的夜郎（越骆）的主体民族。即今日布依族、仡佬族、侗族、水族先民。

（二）僰人之源

“僰”分布于金沙江中及下游和长江上游地区。春秋战国时代金沙江之北蜀地早有越族“共人”（据《周逸书·王会》）载：“具区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孔晃释：“共人，吴越之蛮。”这些“共人”在语言上传承到以后之“仲人”、“仲家”、“僮人”、“僮家”、“侗人”、“侗家”^①）居住于此。又据，“僰夷”二字初见于《元史·太定帝本纪》，《明洪武实录》中也有见及，万历以来“僰夷”与“百夷”互为通用。《万历志·僰夷风俗》及明朝万历年间，李元阳所修《云南通志》记叙僰人风俗时均曰：“僰夷，在黑水之外，即今所谓百夷也，百声相近，盖音讹也。性耐暑热，所居多在卑湿生棘之地，故造字从棘从人”。

从“僰夷”与“百夷”互为通用，和“僰夷’性耐暑热，所居卑湿生棘之地”的生活习性特征，说明“僰夷”为濮人——越人系统在不同地域、不同支系的称呼。

(1)据黄懿陆《滇国研究》从金文对“僰”与“羌”字形以及从区域分布上、习俗上、语言上等之研究中认为：“僰”和“羌”表现的是毫不相关图像，完全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图腾符号。“追根溯源，僰和羌的族称源于图腾符号，其后化为图腾演变为正式族称。即原始族称为以图形表示意义的文字。区别之大，文献上的‘僰人’与‘羌人’，当为两种民族。”并非南朝宗裴驷的《集解》引徐广曰：“僰，羌之别种也。”段渝在《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中，亦认为“僰人非羌”，“僰人是濮之支系，僰即濮”。笔者认为“僰”为“濮”，并与布依族，壮族自称“朴”、“卜”、“布”、“蒲”、“白”、“摆”的同音近音异写，为“人”之意。

(2)僰人是在金沙江中及下游和长江上游创造“千顷池”农耕稻作文化的越人。

(3)据四川宜宾、兴文、高县、筠连、珙县和云南盐津、威信、镇雄、昭通等地僰人悬棺葬研究，僰人具有与古越人同样的凿齿习俗，其墓地有大量铜鼓崖画，“铜鼓文化是百越文化特征之一，是确凿无疑的”（江应樑语），说明僰人就属越人。

(4)据《元一统志》残本《江路沿革》云：“汉武帝开越雟郡，以笮置定笮、大笮、笮秦等县。”定笮（今四川盐源县）、大笮（今四川攀枝花市）、笮都（今四川汉源县）均为越人越语地名。居住在四川西部金沙江流域史籍称为“西僰”或“邛僰”，在云南境内称“滇僰”。他们均属越人不同地域不同支系的称呼。“很多语言都是相通的，是地道的越人语言”①，据《太平御览》、《益州记》、《广志》等文献有关记载及研究。汉晋时期越郡的邛都雟郡的邛都（今西昌）“百姓说的话均属百越民族语言”②，其主体民族当属百越民族。

又据《后汉书·西南夷·笮都传》所载《白狼歌》（即山谷越人歌），被黄懿陆完全用越语（壮泰语支语言）完美地将之译释③，更说明川、滇之交的金沙江中下流域地区的僰人属古越人在不同地区分支的称呼而已。

三、历史资料的壮侗语族（侗泰语族）先民之流

（一）先秦时代的“僚僰”

先秦时期，前已述及历史文献中未见越的称呼，仅见濮、僰，为越人系统共同体在川、滇、黔地区即金沙江中及下的和长江上游的不同地区的不同称呼罢了。据《华阳国志·蜀志》云，春秋战国之际，蜀国保子帝“攻青衣（今雅安），雄张僚僰”。称“僚僰”。

（二）秦朝时代的“僰”

秦朝时期，邛僰往东今四川宜宾一带，仍是僰人主要聚居区之一，而且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汉族接近，椐《汉书·地理志》僰道县《注》云：“应召曰：故僰侯国。”《水经·江水注》云：“本僰人居之……秦纪所谓僰僮僰之富者也。其邑，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城之。”称“僰”。

（三）汉晋时代的“濮”与“僰”，“邛僰”，“西僰”，“僚”

1.汉晋时代的“濮”与“僰”。

汉晋时期，今昭通一带，也是“僰”人的主要居住区之一。据《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云：“朱提郡、治朱提县（今昭通），川中纵横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称，与僰道相接。”又据《华阳国志·蜀志》越雟郡会无县（今会理）云：“路通宁川，渡泸（今金沙江）得住（应为‘堂’）狼（今禄劝、东川、巧家、会泽），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开户，其穴多有碧珠……”，“濮人”应为“僰”，濮与僰同声相通，也可能为相邻地区濮与僰称呼交错而称濮者。因为其南之“滇国”主体民族称“滇僰”。从上看出：“僰”、“濮”人他们是当地原住民族，以坝区水区为主要聚居区的农耕民族，并实行的是棺葬（土葬、岩穴葬），与游牧之羌一叟一乌蛮等火葬有别。

2．汉朝时代之“邛僰”、“西僰”。

据《史记·平淮书》云：汉武帝通西南夷道“散币于邛僰以集之”；《史记司马相如传》云：“南夷之君，西僰之长”，“且夫邛笮西之与中国并也。”《索隐》云：“西夷邛僰”，邛、笮都在今西昌地区，有大量僰人居住，僰称呼“邛僰”、“西僰”。前已述及，邛、笮都属越人，百姓都讲越语。

3.晋朝时代之“僚”。

东晋时期，据《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云：“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满山谷，大为民患。”又《魏书·僚传》云：“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近于邛笮，山涧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

（四）东晋至南朝即“僰僚”、“僚僰”的鼎盛时代与“爨”的兴起

东晋南朝时代“蜀中‘僚人’（今布依、壮、傣、仡佬之先民）最盛时，可能达三、四百万人……远远超过汉人。”①《北史·僚传》云：蜀中僚人“能为细布、色至鲜净。”直至唐宋时代蜀中一些地方的僚布被列为贡品和著名土特产。住干栏、使用铜鼓是僚人传统习俗，僚人擅长制造铜器，《北史·僚传》云：僚人“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说明当时僚人已有相当高的冶炼技术和经济实力，成为僚人的品牌。以至于铜爨的“爨”成为以后南朝至唐天宝时期少数外来汉人与当地大量“僚僰”大融合以爨为大姓。代表当时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农耕民族“僰僚”或“僚僰”人，接受爨氏家族统治，爨氏最终成为实力强大的统治者。并力图摆脱南朝中央统治，联合、融合或吞并当地及毗邻的各族部落，形成地方割据。所以《南齐书·明郡志》云：“宁州，镇建宁郡，本益州中南……蛮夷众多，齐民（汉人）甚少，诸爨氏强族，特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当时金沙江中及下游以南的原朱提郡、牂牁郡大部分地区，向西直抵原云南郡（今大理州），皆为爨氏割据的范围，其余地区则为爨氏间接联系。

汉晋时的“僰人”、“僚僰”、“僰僚”，到南朝以后，被称为“白蛮”，“僰”与“白”同音近音异写。当然，随时间推移“白蛮”还融合了其他的民族成份。至于由“僚僰”、“僰”经联合、融合及吞并而演变而成的爨的成份就更为复杂了。当时强大的爨有“西爨”、“东爨”。《蛮书》云：“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白蛮”主体为过去的“僰”、“僚僰”人；“乌蛮”是从汉代之叟、昆明人发展演化而来（即今日彝族的先民）。“乌蛮”与“白蛮”“语言不通”。

（五）隋、唐、宋：大量“僚”、“僰僚”被“汉化”及“彝化”的时代

589年，隋朝统一了全国，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但爨氏降叛反复，618年唐朝继隋之后，又统一了全国。唐朝对西南边疆开发的过程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制度，利用各族上层首领管理地方事务，宋朝袭唐制，加速了少数民族汉化径程。至唐玄宗天宝末年，蒙舍州的南诏乃起而摆脱唐朝统治，兼并了各族各部地区，继南北朝以来的爨氏之后，进行了地方割据。南诏为蒙氏当政，南诏蒙氏统治及大理国时代，“乌蛮”实力强大，加速了布依族、壮、傣、仡佬等族先民“朴僚”、“僚僰”、“濮僚”、“僰夷”、“百夷”等的彝化径程，大量同化于乌蛮（彝人）及其他民族之中。在边远闭塞乌蛮统治不达之地，可能还留下少部分未同化之先民。

大量历史资料研究表明：封建统治者对布依、壮、傣、仡佬等族先民的镇压和反抗斗争，进行暴力征服，一方面大肆屠杀，一方面大量掠夺先民们为“僰僮”奴婢，使其中的幸存者在皮鞭下逐渐接受汉文化，同化于汉族之中，例如，自五代以后，除川南外，四川其他地区不再见有关僚人的记载。“唐代黔西、滇东地区的与‘濮僚’、‘僰僚’有关西赵、东谢、南谢、牂牁等部族（即‘谢蛮’、‘都匀蛮’、‘白水蛮’等等，宋朝至元代时有称‘蕃’的记载——笔者注），宋代多改为龙、方、张、石、程等汉姓，多使用与宋王朝相同的官名”。①又如金沙江下游及长江上游两岸悬棺葬的僰人聚居区，在唐、宋时代僰人后裔之一的“夷人卜笼（都掌蛮）”多数因反抗封建统治者压迫的起义被镇压后，据罗二虎云：“据现代民族学调查，绝大部分幸存的都掌蛮都已被融合于汉族之中。现在川南一带，已经基本上没有少数民族了，不过在当地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带有民族歧视意味的民谣：‘游倮倮、范苗子、何家就是掛岩子’。倮倮指的是彝族，苗子指的是苗族，掛岩子指的是悬棺葬的焚人都掌蛮。”据说当地汉人中“游姓的祖先是彝族，范姓的祖先是苗族，何姓的祖先是当年悬棺葬的僰僚族都掌蛮”。说明唐宋时期大量布依、壮、傣、仡佬族的先民被同化于汉族之中。仅在边远偏僻之地可能留下少量先民。

南朝之后，在金沙江中及下游之南的滇东与滇西之间的滇中地区及江北面的越雟郡地区均有“白蛮”与“乌蛮”的杂居地区，僰即白蛮，多因乌蛮贵族实力强大而被征服而成“白彝”奴隶阶层，《元中·地理志》追记载：“仁德府昔僰、剌蛮居之……后为乌蛮之裔之新丁夺而有之。”据1961年9月云南省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编写的《彝族简史》第一章族源里说：“彝族先民常和一种‘朴人’相遇，他们常打败‘朴人’，把他们收归自己部落之中，这里所说的‘朴人’，当指古代的僚人……”彝族中的“白彝”——奴隶、农奴阶层可能与“朴僚”、“濮僚”、“僰僚”、“僰夷”、“白蛮”、“百夷”、“白邑”等等有关。陈国强在《东南越族文化特质与铜鼓》中指出：“铜鼓上的盾牌舞，我国西南古代的‘僰夷’也是舞牌为乐，‘僰夷’是傣族的先民。”①近代古“朴僚”人的后裔布依族在历史上曾有许多他称，如“仲彝”、“沙彝”、“白沙彝”、“黑沙彝”、“戈卜彝”、“纳包卜彝”等，就是《罗平州志·种人》（孙志）说：“年远相沿，遂化为彝”最直接的历史例证。布依族、壮族、傣族、仡佬族等先民曾大量“汉化”、“彝化”而融合或同化于汉族、彝族中。

（六）元、明、清：土司制度与流官制度时代

1．元朝：“朴僚”、“僰僚”、“百夷”等余部（遗孑）修身养息时期。

元朝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主要实行“土司制度”。就是在原土酋统治的区域设立土司，不变动地方上原有的经济文化体系，不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任命原有的部酋为地方统治者，给以职名，世袭统治地方，并承认领主剥削权，归附中央王朝，保守边疆。土司制度推行的结果，隐定了元代政局，基本上保持了唐、宋时代留下的状况。“朴僚”、“僰僚”、“百夷”等余部遗孑得以修身养息，自元始称“仲家蛮”。

2．明、清时期至今的仲家（布依）人。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废除少数民族中的世袭土官，改为由封建王朝中央直接委派而定期轮换的“流官制度”。由于封建王朝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布依族（仲家）先民在金沙江中及下游及长江上游一带的分布有较大的迁移和变化，近代布依（仲家）人口，近30000人。根据调查，他们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在边远偏僻闭塞的山区，历朝历代“濮”“僚僰”、“僰”、“僰夷”、“白夷”……未被汉化和彝化的后裔，他们常被他称为“仲家”、“仲彝”、“沙彝”、“白沙彝”、“黑沙彝”、“戈卜彝”、“纳色卜彝”、“夷子”、“羿子”等。二是因灾荒所迫或投亲靠友迁来金沙江流域地区的。三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多重剥削和压迫，起来反抗，掀起农民革命运动，最终因失败，为逃避反动统治阶级的镇压及追捕而迁来的，如贵州福泉志记载：福泉是布依族宗祖聚居地，夜郎王世袭地，多年多次遭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起义反抗，从明洪武八年（1375年）至民国33年（1944年）就有十一次之多，如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路苗起义”，最后失败了的布依族群众就逃往四川及云南之交的金沙江流域等地僻难而生存至今。又如清嘉庆年间，以布依族为主体的反抗清廷压迫、剥削的农民革命运动：“南笼起义”失败后，大量布依族群众逃迁金沙江流域、红河流域和越南、老挝等地区，生存下来至今。四是明清时期实行改土归流，调北填南、调东填西，移民屯垦的政策，外省外地布依族小头目及群众奉当时统治者旨意派往云南、四川之交金沙江流域地区镇守和屯殖至今的。

 四、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史前时代古越人就发源及生活于金沙江流域中段下游及长江上游地区。

2、古代“濮人”、“僰人”是百越系统人们共同体在不同地域里的称呼，是当地的原住民族。

3．史料中越人称呼随时代变迁有较大变化，由先秦时代“濮”、“僰”、“僰僚”——秦朝的“僰”——汉晋时代“濮”、“僰”、“邛僰”、“西僰”、“僚”——南朝时代“僰僚”、“僚僰”——隋、唐、宋时代“濮僚”、“僰僚”、“僰蛮”、“白蛮”、“百夷”、“谢蛮”、“白水蛮”及“蕃”等——元朝时代“仆僚”、“僰僚”、“僰夷”、“百夷”及“仲家蛮”等——明、清时代至今“仲家”、“仲家苗”、“仲彝”、“沙彝”、“白沙彝”、“黑沙彝”、“戈卜彝”、“纳色卜彝”、“夷子”、“羿子”等。

4、东晋时代是金沙江流域中及下游及长江上游流域地区越人：“濮”、“僰”、“僚”发展、分布及人口众多的黄金极盛时代，是当地原住民族和主体民族。

5、“爨”是少量外来汉人与当地大量土著“僰僚”等融合而兴起的地方割据势力，势力强大，联合、兼并及融合了当地多个民族及地方势力，民族成份复杂，最后形成以“东爨”及“西爨”两大势力集团，并发展演变为即“乌蛮”与“白蛮”集团。在隋、唐、宋时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兼并了大量壮侗语族先民，“朴——僚”人。唐代布依族及壮侗语族先民又有“谢蛮”、“都匀蛮”、“白水蛮”等称呼；宋朝至元代时又有称“蕃”的记载，自元代始称“仲家蛮”。

6．元、明、清时期推行“土司制度”、“流官制度”及“屯殖制度”，仲家（布依）先民由相安休生养息转而变为流动变迁较大，以至形成至今的分布。他称的“仲家”中又有很多种称呼。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岩：《傣族南迁考察实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2〕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王文光：《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华阳国志·李特维期寿势志》。

〔5〕《魏书》卷-o-《僚传》。

〔6〕《西南夷列传》。

〔7〕《新唐书·南平僚传》。

〔8〕《新唐书·南蛮传下》。

〔9〕嘉靖《四川总志·经略》。

〔10〕道光《云南通志》引《伯麟图说）。

〔11〕康熙《罗平州志·种人》。

〔12〕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

〔13〕乾隆《东川府志》卷八《户口·附种》。

〔14〕乾隆《镇雄州志》卷五《路人》。

〔15〕李京《云南志略》。

〔16〕明·钱古训撰·江应橡校注：《百夷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多依郎：系研究员、云南布依学会会员

龙  琳：系文山民族文工团团长、云南布依学会副会长

 岑万辉：系云南布依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