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东川布依族源流及其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之探讨

罗祖虞①  陈燕②   王才邦③  王存邦④

        ①②中国西南民族特色文献研究中心  

③④昆明市东川区牛场坪社区

    一、布依族是金沙江畔东川及周边地区古老的原著民族及其历史变迁

远古时代新石器时期（距今3500年～7000年），地质年代属全新世，出现大量古代越人典型生产、生活器物，是越人最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据东川地区多处、多地考古发掘资料，如东川铜都镇木树郎的有肩石斧、有段石奔，石臼及圆锥形石纺轮；石碑地的单孔石刀；深沟的凹形有孔石刀；因民镇富申地的梯形石斧等器物等，这些都是史学界、考古学界公认的古代越人的典型代表性器物，是典形的生产工具及生活劳作工具。说明远古新石器时代，布依族及侗泰（壮侗）语族先民，越人就生存、劳作、生产、生活在金沙江畔东川这片神密而古老的土地上。

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代：为越—濮（pú）越—僰(bó)越—僚越建立及主导的春秋时代古牂牁(zāng kē)国至战国时代建立及主导的古滇国文化区域。椐东川这个河谷小盆地之西北侧，距铜都镇约十二公里的普东河村古墓葬群的考古发掘资料，出土随葬器物共188件，其中铜器99件（有戈、剑、矛、斧、爪镰、削、镞(zú)、盾饰、衣甲片、铃、圆形扣饰、鸡形扣饰、菱形扣饰、镯、泡饰等）；铁器3件（环首刀、矛、爪镰）；陶器56件（均为夹砂粗陶，橙色为主，红色次之，手工制作，有泥条接缝，有剔剌纹、弦纹，火候较高，质较硬，有罐、杯、盘、钵等）；玉、石、玛瑙器物30件（有石刀，石坠、石针、玛瑙珠、石管等）。除此之外，还在普车河及附件的中厂河等地收集到：铜戈、铜矛、铜剑、铜斧、铜削、环首铁刀、铜炼渣各1件，共7件。

上述这些器物均可与昆明滇池—抚仙湖—星云湖一带古滇国考古发掘资料进行对比，一脉相承，属先秦时期春秋时代古牂牁国至战国时代古滇国时期文化器物。据莫友芝、黄义仁及笔者等研究，古牂牁国是春秋时代越人建立及主导的国家。又据张增琪、黄懿陆及笔者等研究，古滇国为古代越人主导的国家。近年又在抚仙湖畔徵江县金莲山古墓群考古发掘对古墓人骨的DNA测定，为古越人DNA类型，均说明古滇国及其文化是古代越人——濮越——僰越——僚越主导的国家。东川地区地处古滇国之北部，同属古滇国文化范畴，应属于古滇国所辖，亦或是属于“（古滇国）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应同属于古滇国文化之布依族及侗泰语族先民，越人主导的邦国或属国之地。

秦朝时期：金沙江下游地区为僰人主要聚居区。邛僰往东今金沙江下游江边四川宜宾一带，仍是僰人主要聚居区之一，而且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汉族接近，据《汉书·地理志》僰道县《注》云：“应召曰：故僰侯国”。《水经·江水注》云：“本僰人居之……秦纪所谓僰僮僰之富者也。其邑，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城之。”称“僰”。

汉晋时期：金沙江下游为农耕之濮人—僰人聚居区，濮—僰相通，为同一族群在不同地区的称呼。今昭通一带，也是“僰”人的主要居住区之一。据《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云：“朱提郡、治朱提县(今昭通)，川中纵横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称，与僰道相接。”又椐《华阳国志·蜀志》越巂(地名读xī 其它读guī)郡会无县(今会理)云：“路通宁川，渡泸(今金沙江)得堂狼(今禄劝、东川、巧家、会泽)，故濮（pú）人邑也，今有濮人冢（zhǒng），家不开户，其穴多有碧珠……”，“濮人”应为“僰”，濮与僰同声相通，也可能为相邻地区濮与僰称呼交错而称濮者。因为其南之“滇国”主体民族称“滇僰”。从上看出：“僰”、“濮”人他们是当地原住民族，以坝区水区为主要聚居区的农耕稻作民族，并实行的是棺葬(土葬、岩穴葬)，与游牧之羌—叟一乌蛮等火葬有别。

综上所述：“僰(bó)”、“濮”应是古代百越系统人们共同体在不同地域里（金沙江流域及长江中、上游）的称呼。

东晋时期：是僚人—濮僚人—僰僚人兴旺大发展，人口最多的时代。据《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云：“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今宜宾）、梓潼满山谷，大为民患。”又《魏书·僚传》云：“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近于邛笮(zé)，山涧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

东晋南朝时期：僚人善长制作“铜爨(cuàn窜)”，僚人—僰僚人大量溶入新兴的多民族组成的“爨氏集团”中。其后爨氏集团被强势的“乌蛮”、“白蛮”分裂为“东爨”、“西爨”地方割据。“蜀中‘僚人’(今布依、壮、傣、仡佬之先民)最盛时，可能达三、四百万人……远远超过汉人。”（段渝、谭洛非：《曜锦清江万里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26页）《北史·僚传》云：蜀中僚人“能为细布、色至鲜净。”直至唐宋时代蜀中一些地方的僚布被列为贡品和著名土特产。住干栏、使用铜鼓是僚人传统习俗，僚人擅长制造铜器，《北史·僚传》云：僚人“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说明当时僚人已有相当高的冶炼技术和经济实力，成为僚人的品牌。以至于铜爨的“爨”成为以后南朝至唐天宝时期少数外来汉人与当地大量“僚僰”大融合以爨为大姓。代表当时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农耕民族“僰僚”或“僚僰”人，接受爨氏家族统治，爨氏最终成为实力强大的统治者。并力图摆脱南朝中央统治，联合、融合或吞并当地及毗邻的各族部落，形成地方割据。所以《南齐书·明郡志》云：“宁州，镇建宁郡，本益州中南……蛮夷众多，齐民(汉人)甚少，诸爨氏强族，特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当时金沙江中及下游以南的原朱提郡、牂牁郡大部分地区，向西直抵原云南郡(今大理州)，皆为爨氏割据的范围，其余地区则为爨氏间接联系。随后在爨的统治阶层中，“乌蛮”及“白蛮”又逐渐发展壮大，独占敖头，从而演变为东部以“乌蛮”、西部以“白蛮”主导之爨。即当时强大的爨有“西爨”、“东爨”。《蛮书》云：“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白蛮”主体为过去的“僰”、“僚僰”人；“乌蛮”是从汉代之叟（sǒu）、昆明人发展演化而来(即今日彝族的先民)。“乌蛮”与“白蛮”“语言不通”。

隋、唐、宋时代：是大量“僚”、“僰僚”被“汉化”及“彝化”的时代。589年，隋朝统一了全国，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但爨氏降叛反复，618年唐朝继隋之后，又统一了全国。唐朝对西南边疆开发的过程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jīmí)制度(笼络制度)，利用各族上层首领管理地方事务，宋朝袭唐制，加速了少数民族汉化径程。至唐玄宗天宝末年，蒙舍州的南诏乃起而摆脱唐朝统治，兼并了各族各部地区，继南北朝以来的爨氏之后，进行了地方割据。南诏为蒙氏当政，南诏蒙氏统治时代及大理国时代，“乌蛮”实力强大，加速了布依族、壮、傣、仡佬等族先民“朴僚”、“僚僰”、“濮僚”、“僰夷”、“百夷”等的彝化径程，又大量同化于乌蛮(彝人)及其他民族之中。如《元中·地理志》追记载：“仁德府昔僰、刺蛮居之……后为乌蛮之裔之新丁夺而有之。”据1961年9月云南省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编写的《彝族简史》第一章族源里说：“彝族先民常和一种‘朴人’相遇，他们常打败‘朴人’，把他们收归自己部落之中，这里所说的‘朴人’，当指古代的僚人……”彝族中的“白彝”——奴隶、农奴阶层可能与“朴僚”、“濮僚”、“僰僚”、“僰夷”、“白蛮”、“百夷”、“白邑”等等有关。即近代古“朴僚”人的后裔布依族在历史上曾有许多他称，如“仲彝”、“沙彝”、“白沙彝”、“黑沙彝”、“戈卜彝”；“纳色卜彝”等，就是《罗平州志·种人》(孙志)说：“年远相沿，遂化为彝”最直接的历史例证，这一历史进程，也被笔者的田野调查所证实。也是布依族及侗泰语先民在这段历史进程中，在东川及金沙江流域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所在。

元朝：朴僚”、“僰僚”、“百夷”等余部(孑jié遗)修身养息时期。元朝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主要实行“土司制度”。就是在原土酋统治的区域设立土司，不变动地方上原有的经济文化体系，不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任命原有的部酋为地方统治者，给以职名，世袭统治地方，并承认领主剥削权，归附中央王朝，保守边疆。土司制度推行的结果，隐定了元代政局，基本上保持了唐、宋时代留下的状况。“朴僚”、“僰僚”，“百夷”等余部孑遗得以修身养息，但好景不长。自元始称“仲家蛮”。

明、清时期：是战乱频发的时代，是布依（仲家、仲苗、沙人、沙族、夷人、夷族）人口减少及较大迁移变化的时代。中央政府废除少数民族中的世袭土官，改为由封建王朝中央直接委派而定期轮换的“流官制度”。由于封建王朝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布依族(仲家)先民在金沙江中及下游及长江上游一带的分布有较大的迁移和变化，近代布依(仲家、仲苗、沙人、沙族、夷人、夷族)人口，近30000人。

根据调查，他们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

一是在边远偏僻闭塞的山区，历朝历代“濮”“僚僰”、“僰”、“僰夷”、“白夷”……未被完全汉化和彝化的后裔，他们曾被他称为“仲家”、“青仲家”、“青苗”、“仲苗”、“仲彝”、“沙彝”、“白沙彝”、“黑沙彝”、“戈卜彝”、“纳色卜彝”、夷子”、“羿子”等。

二是因灾荒所迫或投亲靠友迁来金沙江流域地区的。

三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多重剥削和压迫起来反抗。掀起农民革命运动，最终因失败，为逃避反动统治阶级的镇压及追捕而迁来的。如贵州福泉志记载：福泉是布依族宗祖聚居地，夜郎王世袭地，多年多次遭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起义反抗，从明洪武八年(1375年)至民国33年(1944年)就有十一次之多。如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路苗起义”，最后失败了的布依族群众就逃往四川及云南之交的金沙江流域等地避难而生存至今。又如清嘉庆年间，以布依族为主体的反抗清廷压迫、剥削的农民革命运动：“南笼起义”失败后，大量布依族群众逃迁金沙江流域、红河流域和越南、老挝等地区，生存至今。

四是明清时期实行改土归流，调北填南、调东填西，移民屯垦的政策，外省外地布依族小头目及群众奉当时统治者旨意派往云南、四川之交金沙江流域地区镇守和屯殖至今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东川及周边布依民族先民古代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及分布变迁和称呼的演变等，佐证了布依族是当地的原著民族，特别是在晋朝时代，处于兴旺发达时期，人口达到顶峰。布依族的先民：“僚人善长铸铜为器，名曰铜爨，并已有相当高的冶炼技术和经济实力，“僚人”、“僚僰”或“僰僚”人已成为当时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的农耕民族。其后到了南朝时代，大量被共融于“爨化“之中，成为由多民族组成的新兴的“爨氏集团”重要组成部份之后，到了隋、唐、宋时代，随着多民族成份组成之“爨”中“白蛮”、“乌蛮”强势兴起，并成为布依族先民被大量“彝化”和“汉化”，而人口又大量衰减的过程。到了元代，其余部孑遗得到短暂修身养息，好景不长。明、清时期又因不满朝庭的剥削和压迫，多次农民起义失败而受到镇压、追杀，人口又一次大减并流动迁徙很大，直到解放前民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民族翻身得解放，民族自由平等，布依族自然得见天日，迎来春天。

二、东川布依族人口及现今分布概况

东川布依族自古以来沿袭着依山傍水，农耕稻作，无水不居，几千年来的水边民族的传统习俗。他们的先民是来到东川，开发东川最早的原著民族。因此，布依族主要分布于东川地区小江流域的东川河谷盆地及金沙江边，亦有少数分布于半山区近水源地带。主要从事农耕稻作，部份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少数从事矿业开发工作。

现今布依族人口及其分布：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3249人，至现今已过20余年，人口增至4200多人，并且还有相当部分布依族还未正本清源，回归到自称的“布依民族”之中，还停留流失在解放前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未统一族名的他称：“仲家苗”、“青苗”、“仲苗”、“苗族”及“仲彝”、“沙彝”、“黑沙彝”、“白沙彝”、“夷族”、“羿（yì）子(穷人首领)”等的苗族、彝族之中。因此，布依族实际人数应在5000人以上。

目前的东川布依族，分布居住于东川区的五个乡镇二十四个村寨，近五十多个自然社中，如铜都镇于道十三个村：小新街、木树朗、起嘎、糯谷田、块河、山脚、炎山、集义、石羊、岩脚、洗尾嘎、老村、石碑地；阿旺镇的二个村：大石头、龙头山；拖布卡镇四个村：西瓜地、树桔、大陷塘、小陷塘；因固民镇三个村：牛厂坪、田坝、桃树坪；红土地镇（法者）：李子树等。

布依族百姓勤劳、勇敢，性格坚忍不拔，性情和善，讲礼仪，重感情，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

三、东川地区布依族文化重要遗存

东川地区布依族文化遗存情况与全国多数布依族地区民族文化遗存情况有着相同、相近之处，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有共性又有其个性，表现如下：

（一）共性特点：

1、民族语流失殆尽。新中国成立后的东川，因地下含有丰富的地下宝藏：“铜矿。”被国家建设成为副厅级市，有中国铜都之称的东川市，成为以矿产开发为中心的矿山城市，外来人口大增。因此，在解放以来的60多年中，生产、生活及经济交往等方方面面，均用汉语。近三代人的时间过往，仅个别七八十岁的布依族老人还记得少数的布依族语个别词汇外，年青一代布依青年的布依民族语言，已流失殆尽。现在，已办有布依语学习班逐步恢复。

2、东川地区布依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也流失殆尽。解放以来，作为铜都的矿山城市东川，人们的衣着，除了大量的工作服外，就是中山装，改革开放以来又掀起了流行装。因此，60多年的布依族三代人衣着，都随大流，而自己独特绚丽的民族服饰，早已流失殆尽。据调查仅有个别村寨个别布依族老人还留存有自己民族服饰作为“古蹟（简化字为迹）”做纪念外，一般都穿流行装了。不过，现在已逐步重振民族服饰。

3、布依族民间歌舞，也存在大量流失和遗忘现象。仅牛厂坪、起嘎、李子树等少数村寨还有部份留存外，大多数村寨流失现象亦较为普遍和严重。现在正大力抢救、传承、弘扬布依民间歌舞。

（二）个性特征：布依族悠久的优秀民族文化，尽管受到外来文化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影响，但布依族独特的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深深的扎根于布依民族百姓之中，并在日常的生产、生活、祈福、祭祀及节庆等活动中，生生不息，大放異（简化字异）彩。现将个性独特之处例举于下：

1、保存有多处历史悠久的国宝级布依族古百越文字摩文化典籍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在东川起嘎田坝布依族布摩老人王丛举、牛厂坪布依族布摩老人王安治及弟王安发处，发现与甲骨文同样属3000年以前的、用布依族古百越文字撰写的布依族摩文化典藉。由东川民宗局贺良梀同志收集交由云南省布依学研究委员会鉴定，经学会会长鉴定，确认其真伪和价值，并由学会与云南民族大学合作共同开发，成立“中国西南民族特色文献研究中心”，进行列题申请，进入国家级层面上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得到首肯和正式确认。首次课题调查研究后，根据规定，布依族古百越文字摩文化典藉材料，正式上交存档于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图书馆，供国内、国际专家学者进一步对依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日本、韩国、新加坡、港、澳、台汉等全球孔子学院进行交流。

在以东川为中心，其西邻禄劝自治县，北邻巧家县、鲁甸县，都有多部布依族古百越文字摩文化典籍发现，并与东川布依族古百越文字典藉一起成功申请列入国家课题研究，得到首肯。预计东川之东邻会泽县，有5000多布依族（仲家）分布，亦可能还会有布依族古百越文字摩文化典籍新发现。总观，全沙江流域之下游，以东川为中心之布依族分布区域，可谓是布依族古百越文字摩文化典籍调查及研究的富矿区。

在布依族古百越文字的研究中，目前最亮丽引人注目的是；①布依族古易经八卦文字的研究，②与同期在广西百色平果感桑发现的4千年至6千年目前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石刻古骆越文字的亲缘关系研究等等。布依族古易经八卦文字，是字的形、音、义三者相吻合一致的中国最古老的象形八卦文字，这远比周朝时代之周易形、音、义不一致之八卦文字早很多很多年，这将为寻找已失传的夏、商时代3千年以前的《归藏易经》、《连山易经》提供线索或依据。又布依族古百越文字及水族古水文字与壮族4千年至6千年石刻古骆越文字，是同源同宗共祖的父兄姐妹关系文字，古骆越文字是其源其宗其祖。布依族古百越文字、水族古水文字是其流，而且现在还在民间流传应用的古文字。这与世界人类起源及扩散、发展脉络及其分布的DNA研究成果一脉相承。意义深远而重大。

2、布依族的祖先崇拜与始祖庙

布依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对祖先崇拜、敬仰的光荣传统。在布依族的古歌中及布依族摩经中，都有很多关于人文始祖布洛陀、姆洛珈开天僻地、造万物、造人类、取火、造谷物、造牛农耕、造屋、造铜鼓、造文字、射太阳、除邪恶、教人驯养家禽……，布依人尊崇、相信始祖和先人会永远保佑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兴旺发达，平安幸福。因此，在东川地区在布依人聚居的村寨，如牛厂坪、小新街、大石头、糯谷田、木树朗等都曾建有布依族的始祖庙。牛厂坪、梭山等建在村上的始祖庙，经历数百年沧桑，风吹雨打和各种摧残，当地布依人多次加以修复和保护或重建，故能使这座古庙原模原样的保存至今，其他布依村寨的始祖庙，多已先后被毁而不复存在了。特别令人遗憾和惋惜的是，糯谷田布依人文大始祖庙，又称“黑神庙”的被毁。据许多布依族老人说：黑神庙堂建筑宽大、有特色，庙内神台上，竖有布依人祖先“布洛陀”泥塑神象，人们称为黑神，每年三月三、六月六，过大年等节日，本村人民，其它村寨，以至远在阿旺和布卡镇的布依人都要赶来黑神庙烧香点烛，集体敬拜祖先。这座布依族人文大始祖庙一直维系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后因号召移风异俗等人为原因毁灭了。尽管如此，东川布依族人对始祖布洛陀的敬仰和尊崇，并没有因此而衰减，相反，在东川布依族人民心中，更加深切怀念。

布依人对祖先的信仰，还表现在极为认真和隆重，特别在六月六这天，布依村寨均要杀猪、宰羊，要由布摩师或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老来主持仪式，要念摩经祈求祖先显灵保佑，使布依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美满幸福。在过去，为满足人们信仰的需要，东川每个布依族村都有布摩师(牛厂坪称卡司)如：牛厂坪的王正清，起嘎村的王顺学，木树朗的潘世荣，大石头的杨春童等；布摩师都是专为本村中本族人服务。在没有始祖庙的村寨，或单家独居的布依人家，每逢祭祀活动时间，也要在自家堂屋中烧香烛、设酒肉祭拜祖先。

东川糯谷田的布依族人文大始祖庙，根据群众要求建议：根据宪法“信仰自由”，并与东川旅游开发结合，由国家拔款或民间团体捐资重兴恢复修建布依族人文始祖布洛陀塑像庙宇，供人们瞻仰。

3、布依族的自然崇拜与观山寺及山神殿

布依族是典型的农耕稻作民族、水边民族。古往今来，布依族保持着尊崇大自然、顺应大自然、爱护大自然、保护和利用大自然，与大自然相依相溶、和谐相处的传统美德。在远古时期布依族就萌发和实践着一种原始、民间、传统、纯真、朴实的“深层生态学”的行为准则，指导着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文化活动及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长盛不衰，传承至今。

远古时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对其赖以生存的地球和各种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物、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无力与之抗争。为了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尊崇大自然、顺应大自然、爱护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利用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神灵崇拜。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祭祀，形成了布依族民间丰富多彩的自然崇拜文化及原始生态文化。

这些崇拜可分为对自然界非生物如太阳、星辰、土地、山、水、田、石等崇拜；对自然界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虹等崇拜；对自然界生物如动物龙(蛇)、鸟类、蛙、虫、牛等崇拜。植物如古树、竹等的崇拜。这些崇拜蕴含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物种权利平等，个体与整体密不可分，自我与大自然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相统一等“一元论”哲学世界观以及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朴实的整体主义思想。这些哲学思想和世界观，虽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更不能与今天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相提并论，但几千年来以不同形式蕴含在古代越人和今布依族百姓的思想、文化、生产、生活及社会活动中，对布依族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发挥着深刻影响。

东川布依人自古以来普遍存在着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信仰多神，如：山神、水神、土地神、树神、石神、寨神、雷神、火神、财神等等，特别是对待石神，树神，表现得更为突出。东川一些布依人居住较多的村寨，几百年来，一直有祖辈确定好的石神、树神供全寨人敬拜，如：牛厂坪祖庙处有三棵上百年前的老牛筋树，在龙头山、大石头、西瓜地、糯谷田等村也有布依人祖先认可的神树(或称风水树)布依人代代加以保护，在小新街有祖先指定的—块大石头，大红春树，一直为子孙后辈供奉至今。

东川铜都镇起嘎村有一个布依族自然崇拜的观山寺庙宇，庙中有一个山神殿，是东川地区布依族先人将自己自然崇拜的八种自然物：星辰、土地、虫蛙鸟、龙蛇、风雨、牛、五谷、马、山等，拟人化，塑造成八个菩萨：北极微星菩萨、土神菩萨、虫王神菩萨、风波雨师菩萨、五谷太子菩萨、马王菩萨、牛王菩萨、山神菩萨等，形象许许如生，活灵活现，专门修建了一个山神殿，集中加以供奉，这是其他地区不多见的。这说明东川布依人对自然崇拜，从山野单家自然物祭奉到庙宇拟人化群体集中供奉，又跨进了一大步。更说明东川布依人对大自然崇敬的深度感情，对大自然环境中自然物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特别张显了以农耕稻作为经济生活的布依山水民族与自然界的自然物密不可分，顶礼莫拜已经到了宗教性质的疵迷程度。让布依民族尊崇大自然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并指导着布依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文化活动及民族的生存发展，长盛不衰。

4、东川布依族明、清时代的石碑文化

东川布依族，在人们的有限记忆里，明、清时代来到东川的是潘、王二姓的先祖。现在东川区还保留着十九座布依族人的古墓，(其中：糯谷田6座，木树朗4座，起嘎村5座，新街村3座，牛厂坪村1座)这些古墓的石碑有的已消失，有的碑文被风化，模糊不清。

但还有少数碑文依稀可见其内容；从碑文中，使我们较为清晰地看到一部份布依族先祖的来路和原由，如糯谷田村立于康熙五年的一块布依古墓石碑上，大量文字虽已淡化，但尚能看出：“皇清待赠乡溢醇谨，希寿潘公讳阿诺府君大人之墓”字样。据此我们看到糯谷田布依人先祖潘公希寿曾在阿诺村(贵州)任过职，并于阿诺府来到东川府的。又如：木树朗有一块较早的古碑上记载了，鼻祖“潘仕琦于乾隆年间(1788年)受封派到云南任临安(现建水)总戊（yuè）。潘仕琦后嗣传说：潘祖一行人马从黔南都匀出发入滇，顺江而上，路经木树朗时，见树木葱郁，清溪流澈，环境优美，便扎营休息，次日拟启程。而随身携带的菩萨落地，难于拾起，潘祖即预感到是祖先显灵，告知应在此地安居，故留下眷属，只携相关人员前往临安任职。留下的家眷，就是开创木树朗墾（简本字垦）殖建设的先人。再如：起嘎村田坝的王氏布依族人，仍保存较完整的五座古墓，其中有一座的碑文十分清晰，立于清乾隆(1746)年，碑上一段文字是：“开基曾祖国相原藉贵州平越府乾冲人，康熙年间、奉今镇守四川，后雍正八年改派东川军民府集义乡起嘎坛，坠科报垦开解农田……”。还有牛厂坪村清中期一块古碑(碑文不清)从民众祖辈世代相传说中得知，布依人祖先迁徙牛厂坪情况是：有布依族王氏三兄弟于清雍、乾时期，奉令到牛厂坪安山打猎，屯垦戊边，随身带上十多个娃子(帮工)和打猎工具，生产，生活用具，来到荒无人烟的牛厂坪住扎下来……。又有小新街吴氏布依人家族立于清康熙年代的一座古墓，碑上文字大量消失难辨，模糊的字迹中还能看到吴祖从贵州迁来，据祖辈人传说；老祖是从贵州逃生到云南的。从各村寨尚存的古碑记载和布依族人民世代传说中可以看出，大部份东川布依族在清朝前期，因各种原因由贵州不同地方迁徙到云南东川来的。

上述这些明、清时期众多的古墓石碑，记载了由于明、清时期社会动乱，造成部份布依族人由于各种原因先后来到东川的历程，是宝贵的石碑历史文献。这在东川其他民族中很少见，应特别珍视，并提请政府立案、发文加以保护。

5、东川布依族“吞口”文化

东川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布依族民间百姓家中门楣上或粮仓楼柱上，常流行悬挂一种具有形象威武、严厉，具有镇邪、驱鬼、避妖魔的具极高艺术人价值，其造型精美绝伦，形象惟妙惟肖，许许如生的木雕工艺品。解放后，由于多次政治运动浩劫，所谓破除迷信，大量被毁，目前仅有少数村寨和个别人家，由于暗中努力抗争，躲过浩劫，才有所珍藏，极其珍贵，如糯谷田潘氏家族保存了一百多年前布依族工匠手工雕刻的樟木双重双面“吞口”等，这是布依族民间百姓“吞口”文化流行的见证。其内涵及艺术价值，有待大力及深入研究，并与旅游业结合，进行布依族“吞口”文化工艺品大力开发，致富民族百姓群众。

东川布依族“吞口”造型，可与现代“变型金刚”脸谱造型及京剧“变脸”脸谱造型比美，更胜一筹，可称“中国布依族古代变型金刚”代表之佳作。

6、东川布依族的铜鼓文化情结

中国“铜都”东川的布依族百姓，对铜鼓有着特殊的感情，布依族百姓视铜为神灵，视铜鼓为高贵、神秘、神圣之物，视铜鼓为权势及财富的象征，对铜鼓无限崇拜。祖祖辈辈在各种重大活动中，都要使用铜鼓，如婚、丧、喜庆、重大节日和祈福、祭祀等重要活动，都先由布摩师按鼓谱规定，有节凑地敲打铜鼓，以显示庄重热烈的气氛。铜鼓是布依人民心目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东川的牛厂坪、糯谷田、小新街等村，历史上都曾有过铜鼓。例如牛厂坪的老祖宗来此开天僻地时，就随身带着自己的铜鼓，落脚于当地，该铜鼓历经风风雨雨陪伴布依人祖辈历经数百年，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大跃进中，被当地政府动员当作废铜烂铁，销售给国家去大炼钢、铁、铜了。其它村寨的铜鼓，也因各种原因，被无影无踪的消失了。尽管如此，东川布依民众对铜鼓的崇拜情结有增无减，要求重新铸造铜鼓，组建铜鼓乐队，修建铜鼓广场，把铜鼓的神灵请回东川。现在在东川城铜都镇新建的政府大楼正面右侧，专门刻有布依民族古老的农耕稻作及铜鼓浮雕，并作为东川的品牌进行打造。

7、东川布依族的节庆文化

东川布依族是一个节庆较多的民族，据调查，布依族的先辈来到东川，都一直施行着过夏历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七月半、中秋等节庆的活动；到后来，由于受经济、社会、环境等影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社风、民风都受到冲击，人们过民间节日观念逐渐被淡化，布依人的许多节日，都被免除了，最后一般仅保留过六月六。然而，牛厂坪村则过七月头蛇节（旧历的七月初起，按十二属相计算的第一个蛇日），在这个节日中，布依人集中的村寨，是热火朝天，欢天喜地的；村寨中的男女老少都集聚在始祖庙上，由族中长老或有地位，有名望的人，（过去是由布摩师）主持、祭祖活动，要宰羊、宰猪。敬拜天、地、山、水、蛇等多神，追思蛇神繁衍后代的不朽功绩，感谢大禹治水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贡献。这一天除祭祀祖先外，还要举行隆重的文艺体育活动，青年人着民族装，载歌载舞，喜迎丰收，全村布依人民都洋溢浸沉在隆重的节日气氛中。

四、东川布依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及开发利用的构想及建议

布依族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份，亮丽的云南昆明东川布依民族文化遗产，是云贵高原众多优秀布依族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葩明珠。尽管解放以后的30多年里，先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破坏；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来，又受到外来文化及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影响，很多优秀的布依族文化遗产已残肢断臂或荡然无存。今天在国家大力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明决策及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绿色经济强省的号召下，抓紧及加快抢救、传承、弘扬及开发利用的步伐，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拟将东川布依族文化的抢救、传承、弘扬及开发利用的构想和建议提出于下，供参考。

（一）重点打造布依主体文化综合广场

学习纳西族、楚雄彝族及三都水族经验，以布依族古百越文字摩文化为主线，带动、兼溶民族文化的其他方面，打造布依民族主体文化综合广场，如人文始祖布洛陀文化广场、布依易经八卦文化广场、布依铜鼓文化广场等等。广场内容应彰显布依主体文化精粹，在广场内或周边选择建造相关的布依主体文化基础内涵，如布洛陀塑像亭，布依古百越文字之基础数字、天干、地支、五行等古典文字碑或亭，古老的布依族易经“八卦”古百越文字碑或亭，布依族溯源碑，布依民族图腾，布依族铜鼓塑像或图像，以及本地布依族文化的专项突出之点的内容或项目等，除此之外，广场必须建有三姐对歌表演台。让随时来广场活动的人，随处可领略到记忆起布依主体文化的精髓，这是布依主体文化内涵多快好省的最佳宣教方式和效果。

规模较大型一点的布依主体文化广场，可在乡镇一级以上修建，或在布依族人口较多的大寨结合当地旅游业开发进行修建。据息，东川地区铜都镇小新街及因民镇（田坝——牛厂坪），拟计划修建此类广场。又东川之近邻巧家县蒙姑乡边远的布依族人口集中的拖坑村，由政府拨款1300万元修建了一个人文始祖布洛陀广场。内容有布洛陀及铜鼓图像、布依族溯源碑、布依民族图腾、歌舞台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布依族其他地区，若过去已修建有类似的广场，可进一步增加和丰富布依族主体文化基础内涵，使其更加完善，达到更加理想的效果。

在社区一级或较小的自然村，由于经费困难，可结合国家体委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的每个自然村，只要当地修建了一个标准尺寸的篮球场地，政府体委部门就无偿赠送、安装一套篮球架的政策，在各自然村寨在平建篮球场地时，就把共同打造民族文化内容同时考虑进去，建造成一个小型体育加民族文化综合小广场，这样村村寨寨平时的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及业余体育活动就有了场所，产生社会正能量。

（二）建设各地区布依民族文化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学习纳西族、楚雄彝族、三都水族的经验，以布依民族文字及摩文化为主

线，成立布依文化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主管及全面开展对布依民族文化抢救、收集、整理、研究及弘扬、传承和开发利用。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是布依文化抢救、收集、整理、研究及弘扬、传承和开发利用的主体及权威机构，还可在省、地、州、县、乡镇建立不同级次的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站。

1、内部机构设置：一应考虑八个方面的研究所或研究室：

（1）布依族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或研究室；

（2）布依族信仰及摩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或研究室；

（3）布依族语言及文字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或研究室；

（4）布依族农耕稻作及山水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或研究室；

（5）布依族民居及建筑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或研究室；

（6）布依族纺织文化及服饰、刺绣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或研究室；

（7）布依族音乐（含歌、舞、乐、铜鼓等）及影视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或研究室；

（8）布依族民风民俗、节庆及饮食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或研究室。各地区可根据本地所长来建设，不必面面俱到，还可根据本地特长或专长设立新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或研究室，别俱一格。

2、人员配置：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或研究室设顾问多名，荣誉或名誉院长或主任多名，院长或主任一名，副院长或副主任三名并分管行政、学术、后勤工作，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或研究室聘请法律顾问及形象大使，并设立学术委员会，实行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进级制度，鼓励青年人为民族文化事业，努力学习、进取、开拓、奉献。

3、经费来源：

（1）争取政府固定拨款，

（2）公司、企业赞助，

（3）社会捐资，

（4）列题，申请国家、省、地州及县的研究及开发项目拨款。

这里特别建议：因金沙江下游以东川为中心，含盖巧家、鲁甸、会泽、禄劝以及江北四川宁南、会东等县，是布依文化的富矿区，条件较好和具备，建议联合起来共同成立“金沙江布依文化研究院或研究中心”，并建议院址选设在东川民宗局大楼内，开展区域性布依民族文化特色研究和对比研究。

在条件成熟时，可成立“布依民族文化开发公司”，与旅游业结合，进行民族文化产品开发，将民族文化转化为经济效益，公司与研究院，是两块牌子，一邦人马。公司的经济收入还可提取部分支持研究院或中心或所的发展。

（三）布依族古百越文字的传承、弘扬及推广

布依族古百越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布依族先民在3000年以前进入文明社会最准确的标志。现今，由于历史及社会原因，仅在边远的金沙江中上游偏僻乡镇的布依族村寨民间使用、流传。现今要在布依族地区中、小学校学习、推广、传承，由于社会原因，是不可能的。目前，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布依族地区的区位优势，进行传承、推广，让世人充分认识布依族古老、悠久、厚重的文明历史及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奋发、开拓、进取。

其方法是：因为布依族是云贵高原最古老的原著农耕稻作民族，占有天时地利优势，贵州、云南的国家级旅游风景区，多分布在布依族腹地、居住地。如云南罗平九龙河瀑布、鲁布革小三峡、多依河旅游风景区；贵州兴义马岭河峡谷、万峰林、纳灰民族村，安顺镇宁黄果树瀑布，清镇红枫湖，贵阳花溪，开阳南江大峡谷，贵定英寨民族村，荔波漳江旅游风景区群落等等……。因此，利用旅游风景区优势，在景区建立布依族古百越文字碑亭、碑林。在石崖上题刻写布依族古百越文的吉祥、祈福等等文字。有如古时关岭县红岩天书及普定化处反字崖上题刻、书写的古百越文字等，永远告示后人。   

现今见安顺黄果树瀑布景区石崖上刻有1千多年前隋、唐时代布依族第二种方块土俗文字。又见在三都县旅游风景区，在石崖上、长廓木柱上的对联等，都刻有3千多年以前水族古水文字……这些方式都值得大力借鉴学习，既宣传了布依族古老的古百越文字及布依民族文化，又增加了风景区观赏景点及文化内涵，一举多得。

（四）关于布依族溯源碑文：“雄立夜郎”应改为“牂牁、夜郎”

布依族先民发源于中国西南，繁衍于金沙江及珠江（古称牂牁江）流域，其地域含盖了川、滇、黔、桂、粤等地区。据清朝西南大儒布依族莫友芝及解放后黄义仁和笔者等研究，该地区据文献记载：最早的国家是牂牁国，而不是其后的夜郎国。牂牁国是布依族及侗泰（壮侗）语族先民在商、周时代至春秋时代建立、主导的国家，而夜郎国是其后战国时代布依族及侗泰语族先民，承袭了牂牁国而建立、主导的国家。因此，布依族先民不是战国时代才“雄立夜郎”建国，而应是之前的春秋时代就已雄居建立了牂牁国，比夜郎国提前了约六百多年，因此，“雄立夜郎”应改为“牂牁、夜郎”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