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家布依族历史和文化梗概

    布依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普遍分布于南、北盘江和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属于贵州的土著民族之一。巧家县境内的布依族多数系清朝年间迁徙而来，主要居住在县境内的金沙江、牛栏江沿岸。本文就境内布依族源流、分布、习俗、文化等作一简要陈述。

    一、巧家布依族分布及自然地理状况

    （一）人口及其分布

    全县布依族人口，1982年巧家县第三次人口普查3436人，占全县总人口数416433人的0.83%，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数的18.26%^[1]。

布依族人口统计表

    从上表中可看出，巧家县域内布依族人口数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究其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三座大山获得了翻身解放，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得到提高，平均寿命增加，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快。而人口锐减变化系更改民族成分、与其他民族通婚，以及工作中误把布依族统计为壮族或仲族或苗族所致。

    巧家县的布依族与汉、彝、苗、回、白、壮、傣族等民族相互为邻，是一个既聚居又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蒙姑乡拖坑村，白鹤滩镇七里村、库着村、巧家营村、回龙村、棉沙村，中寨乡中寨村、拖租村、下寨村；小河镇六合村、小河村；大寨镇大寨村；茂租乡拖姑村；崇溪乡老屋村；东坪乡东坪村、新街村；红山乡牛栏村。布依族分布正如1995年巧家县乡镇布依族人口统计表所示：

1995年巧家县乡镇布依族人口统计表^[2]

    巧家县的布依族人姓氏主要有：王、杨、潘、罗、吴、陈、胡等姓，其他有艾、韦、班、岑、白、伍、张、李、马、卢等姓次之。王、杨、潘三姓在今小河镇六合村、白鹤滩镇巧家营村、七里村、蒙姑乡拖坑村居住较集中，其余姓氏均散居于各乡村。

    （二）居住与地理

    巧家与东川区、会泽县历史上同属堂琅县地，清雍正五年（1727）置会泽县，治巧家汛，治所在龙格（今巧家营），嘉庆十六年（1811年）于鲁木得置巧家抚彝府，析会泽县一部归其辖治，隶属东川府。道光四年（1824）置巧家厅，隶东川府。民国2年（1913）废厅，置巧家县，设县公署……民国十六年（1927）改县公署为县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置巧家县隶属云南省昭通专区（昭通市），地处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市西南部，跨东径102°52′—103°26′，北纬26°32′—27°25′之间，东北与鲁甸县、昭阳区隔牛栏江相望，西北隔金沙江和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宁南、布托、金阳等县毗邻，东南与曲靖市会泽县、昆明市东川区接壤。境内金沙江和牛栏江环绕，仅次于三峡电站的白鹤滩巨型电站将落成于县境的金沙江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药山”雄居中部，最高海拔4041米，最低海拔517米，县辖16个乡镇183个村（居）委会，国土面积3245平方公里，南北长98公里，东西宽57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地白鹤滩镇，距省会昆明314公里，西昌（航天城）160公里，成都450公里，贵阳350公里，攀枝花市200公里，昭通市152公里。系川滇毗邻地区，出滇入川之孔道。

    全县山势分高寒山区，二半山区，江边河谷区，呈现有溶侵蚀地貌，中山岩溶地貌，高山山原地貌及山岳等。就全县而言，属亚热带与温带共存的高原立体气候，夏秋受东南海洋季风控制，雨热同季，冬春受极地大陆季风控制，干凉同季，山区气候复杂多变，几乎包罗了海南岛至黑龙江的气候类型，降水趋势是：高山雨量充沛，随海拔降低，纬度向南推进，降水量减少。地处南部金沙江河谷的蒙姑，多年平均降水仅534毫米，恰似“三季巧家，水上天堂，避寒圣地，西部三亚”。民谚形容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 ^[3] 。

    （三）自然与文化

    千峰耸峙，百川萦回的巧家，大自然的遗产和各族人民创造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交相辉映。在众多的风物盛景中，除新近在蒙姑乡段家清水湾惊奇发现的青铜文物“金族  锛”古老农具和新时器时代石板墓群以及堂琅山有色金属采冶遗址，青铜文化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在文化和青铜铸造技术外。“金沙江沿岸，有乾隆年间开修的石匠房栈道遗迹，有清光绪年间的石膏地山崩，致金沙江断流三日，逆溢百里的遗址和碑记；有乾隆年间开修、金沙江水道留下的白鹤滩‘安澜吉水’摩崖石刻，县城附近的‘杨柳古渡’史学界倾向认为是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之处，还有县城东北部海拔4041米的大药山雄居滇东北群峰之上。山似一尊佛，峰巅称‘金顶’，有幸登临绝顶，极目环眺，百里风光，一览众山，尽收眼底。山之半腰相类大腹部，数百个大小龙潭，数十种珍稀动植物，在岁月的苍烟落照中演绎出许多美妙而神奇的自然景观和民间传说。大药山不仅风光迷人，更因出产名贵药材而得名，1984年4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新世纪之初又经国家批准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县城东郊龙潭公园，泉出玉屏山麓，清嘉庆十六年开辟，占地万余平方米，泉水明澈如镜，甘凉爽洁，园内古树虬枝，苍翠如盖，环境幽雅清嘉”^[4] 。上述遗迹、遗址和遗物，加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如巧家地方的教育科技、文学、艺术以及民族的语言文字等等，构成了丰富的堂琅文化资源。

    （四）经济社会

    社会在前进，经济在发展，县域布依族自清朝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先后移居巧家，270多年历史，巧家县志稿卷八之一记载，“氏族之夷族为当地土著其人，勤于耕织，性情温和、文化习俗与汉族同”^[5] 。文雅，对人谦逊、豪爽、热情好客，依山傍水而居，勤劳、勇敢、智慧，保持着古老的农耕稻作民族的特性，扎根巧家，奋发改造恶劣环境，敢于打破“自闭壁垒，革除“夜郎自大”的陈旧观念，善于学习，勤于寻找和吸收先进的东西，敞开胸怀接纳高新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上追求持续发展，以其博大胸怀，兼收并蓄，展开交往，各兄弟民族团结和睦，建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离不开”的深厚民族情谊，在创建美好家园中相依相融，保护环境，顺应自然，勤农耕善纺织，在共同为开发和建设巧家的历史进程中使自身获得全面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巧家布依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与其兄弟民族一样，通过60多年的建设发展，所居地区也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存空间扩大，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和各项法律、条例得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亦随之转移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全县广大布依族和兄弟民族同胞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商品经济。党和政府关注民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紧扣“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在民族工作的实践中不仅采取了“输血”的方式，为解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困难采取了救济扶持的措施，还从长远着想，以“造血”的办法，为帮助民族同胞拓展生产门路，引导他们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基础，鼓励外出务工，走自力更生之路，既帮助扶贫又扶智，治穷治愚致富，从而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通过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法律法规，科技知识和先进生产技术的教育培训，推动了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科学持续发展。

    二、巧家布依族朔源

    （一）迁徙与定居

    1.布依族的起源

    县域布依族与贵州省主要聚居区的布依族一样，是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巧家地理位置，如罗祖虞教授主编的《布依族历史与文化研究》收编多依郎等专家文章载述：“金沙江流域中及下游地区，地跨滇川两省及黔西北地区，布依族约有3万人，他们是壮侗语族或壮傣语支的后裔，他们的先民被称为‘濮’、‘僰’、‘僚’等”；近代称为‘仲家苗’、‘仲彝’、‘沙彝’、‘白沙彝’、‘黑沙彝’、‘羿子’等。他们是传统的农耕稻作民族” ^[6] 。追根究源，布依族源于百越族系中骆越人的一支。“骆越”名称的由来，也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解释：因其垦食“雒田”和其活动地区多“骆田”而得名。文献记载：“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民雒民” 。雒田与“骆田”通，“骆越”之意，就是垦食雒田的越人。雒田不只交趾有，红水河流域广大地区也有。布依族称山间所形成的谷地为“洛[lozh]”。“洛”、“骆”音同，意即“骆田”就是山谷里的田，布依语称为“那洛”，有“纳洛曼”、“纳洛加”等田名，如：四川宁南就有称“那洛”，云南巧家有称“普支洛”的。古代人们把垦食骆田的越人称为“骆越”，即包括布依族先民在内，区别于“闽越”、“于越”、“越”、“滇越”等等。当然也是有所谓骆人，因居骆水得名的说法。布依族称谓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秦汉时期称越（掸）、僚，魏晋南北朝时期称“夷濮”、“夷僚”，后称：“僚”、“俚”，唐宋时期叫“谢蛮”、“都匀蛮”、“白水蛮”等，宋元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把布依族地区称为番，领主称为番主，下有八个部落，均在贵州省境内的贵阳、福泉、惠水、安顺、罗甸、册亨、兴义等地区，元代在《元史地理志》书中有“栖求等处仲家蛮”的记载，是布依族称之为仲家之始，明末清初，贵州省境内的布依族除被称为“仲家”外，还被称为“夷家”、“夷族”、“水户”、“土人”、“土边”、“布越”等，而近代历史上也有称布依为“青苗”、“青仲”、“仲家”的 ^[7] 。

巧家堂琅文化课题组通过多年的调查考证，认为“巧家会泽属历史上的堂琅县地，堂琅山（洛尼山）在昭通市之巧家县，即巧家县境内以今药山为主峰，向东南绵延80余里的山脉是彝族人文始祖阿普笃慕的原住地和故里” ^[8] 。时至当今巧家居住人口除汉民族外，少数民族中彝族是最多的，有15934人，布依族（仲家人）居少数民族第三位。巧家布依族正如江应梁在《中国民族史（下）》中指出的：“散居在云南与贵州接界的广西府、东川府、昭通府等地的布依族，则与彝族等少数民族杂居” ^[9] 。这是与地方现今居住分布现状相吻合的。

    部分布依族是清朝雍正年间从贵州迁徙辗转入住巧家的，居住在牛栏江左岸六合、小河等乡村的杨、王、潘、胡、罗、吴等姓，于清雍正年间因战乱，从贵州安顺府等地先到鲁甸县，于乾隆二年(1737)迁入巧家五甲一带；住在金沙江上游蒙姑、金塘、崇溪、中寨等乡村的杨、王、潘、陈、吴等姓，于雍正年间从贵州贵阳一带进入昭通、鲁甸、会泽，于乾隆年间嘉庆初年进入巧家；居住在境内沿金沙江中下游右岸的白鹤滩、大寨、茂租、东坪、红山等乡镇村的杨、王、潘、罗、艾、韦、岑、班等姓，于清雍正年间从贵州遵义、贵阳的上八府、中八府、下八府柳树弯竹子巷等地迁入昭通、鲁甸等市县，其中部分人直接迁入四川会东、宁南，大部分清代乾隆后期从昭通、鲁甸、会东迁入巧家。迁入居住在六合、蒙姑、新华、巧家营的杨、王、潘等大姓布依族，于民国初年才逐渐分散到县域其他乡镇村杂居。

    布依族本属贵州土著民族，缘何于清初时期陆续迁徙昭通巧家等地呢？一是因自然灾害饥荒等所迫，投亲靠友或乞讨谋生流迁到此而安扎下来。据白鹤滩镇巧家营三家村潘氏族谱记述，潘氏原系贵州省贵阳县柳树湾竹子巷住人，在康熙年时荒醮，迁移至昭通镇，后因人口盛重，难以同食，短时栖身后辗转移居会泽县。二是因改土归流、调北填南、调东填西、移民屯田政策，奉当时统治者旨意派遣往巧家的。雍正年间有祖人潘文学当兵奉调巧家，改土归流结束后，各捕江土为业，各讨母岭，弃官耕种，落于大沟，接至三家村定居至今。前述巧家布依族主要姓氏有十余种，其以杨、王、潘三姓人口居多，以此三姓为主体的分别于清初康熙、雍正年间从贵州省遵义、贵阳等地奉派而迁昭通、鲁甸、会泽等地，再于乾隆时期至嘉庆初年又才辗转入住巧家县境，分别扎寨于“回龙”、“三家村”、“棉沙”、“莲塘”、“中寨”、“拖坑”等地方。县域白鹤滩镇莲塘村天生社潘氏家谱记载，祖籍贵州省遵义县平水岭天胜堂人，于清乾隆年间奉派由潘氏老祖公及祖婆徐氏相随，骑一大青马，迁徙今天巧家县的白鹤滩镇莲塘村野鸭社，后又搬迁在本村的“发基”居住至今，历时二百七十多年。布依族迁入巧家最早的是杨姓，昭通杨姓先进入巧家营的“回龙”，鲁甸的一部分杨姓进入小河镇的“六合”，一部分进入“中寨”，会泽的杨姓先进入蒙姑乡“拖坑”。三是明清时期风起云涌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失败后，逃避封建统治阶级的镇压而迁徙的，如贵州福泉县志记载，该县布依族、苗族人民有史以来就富有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精神。历史上曾多次进行抗暴起义斗争，仅在该地区有史记载的大反抗，从明洪武八年（1375）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就有十余次之多。如“万厉三十三年（1605）年平越冲苗聚众起义，史称‘路苗反乱’。此次路苗反抗斗争分东西两路，东路在阿伦、阿万等人的领导下，以新添、平越、清平等80余寨为活动中心，拥有数万人，‘劫商’、‘劫官员’，反抗朝庭，攻打县府，贵州巡抚郭子章借水西土兵万人，镇压了这次以布依族为主体的‘路苗’反抗斗争，首领战败牺牲，有四千余人被敌血腥屠杀” ^[10] 。其余败者便潜逃往金沙江两岸四川、云南隶属的宁南、会理、东川、巧家、鲁甸等接壤之地谋生。

    2.族称与演变

    县境内的布依族在1993年以前自称仲苗、仲族等，地方文献志书记载有仲家、夷族、夷人、夷僚等。民国年间修篡的《巧家县志稿》卷八氏族所例称夷族，并附汉、夷、回语言对照表，就善长特性、体、文、习俗等作了梗概描述，云大著名教授《云南省志》副总篡尤中著的《中国西南民族史》和《尤中文集〈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沿革史〉第一卷》中都证实巧家有“仲家人”，引据康熙《平彝县志》卷三，康熙《广西府志》卷十一，道光《云南通志、人种志》，乾隆《东川府志》卷八，当地有“仲家”之记载“云南境内的布依族，元朝时期分布在临安道宣慰司辖境的广西路（今师宗、弥勒、泸西、丘北），被称为‘钟家郎’，即‘仲家郎’。明朝时期的记录缺略。至清朝时期，则广西府、曲靖府平彝县（今富源），以及昭通府、东川府都有一部分布依族散居”^[11] 。原昭通地区社科联副主席陈本明著的《朱提文化论》中也对“仲家”作过进一步的阐述。据《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员图》说昭通府：“仲人，与黔省仲家苗同一族类。曲靖、昭通与黔接壤，故所属皆有之”^[12] 。史志文论表明，明、清时期的东川府、昭通府并包括了巧家，且确有“仲家人”居住。“仲家”之称谓，见于文献记载，始于元代，盛于清代，直至解放前夕。对于交通不畅，信息极为闭塞的巧家，“仲家”称谓延续到1993年。布依族祖先开篇便述，主要聚居生息、繁衍于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属云贵高原东南部的土著居民。许多史藉记载和民族学资料综述均足以证明布依族与古越人的渊源关系。从地望角度观察，与广西中北部和贵州南部称为“骆越”的古越人非常接近。布依族历史上称谓繁多，史载族名有“越”、“夷”、“俚”、“ 竾”都是“依”的同音近音或转音，历史上把布依族称为“蛮”、“夷”、“仲家”，而把“仲”写作“狆”等，这均是一种民族歧视。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布依人民，1951年7月，在贵阳群贤聚会，共商族名，1953年冬，布依族族称统一，启用布依族人民共同的自称“布依”作为本民族的族称，源清本扬，将“仲家人”确定布依族。“布依”系“濮越”二字的谐音，其历史渊源久远，恢复了布依族的本来面貌，确定了布依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成为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但就正如前述的昭通巧家布依族属散杂居，自称“仲家”、“仲族”、“仲苗”等，从1951年至1981年，他们都被统计为“仲族”。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按云南省统一规定，“仲家”人纳入壮族登记，书写为“壮（仲）族”，“仲家”干部群众，从人民日报1988年4月10日第八版，从“仲家人”是哪个民族的《民族团结杂志社》的回复中，获知“仲家人”。1953年，经政务院批准正式更名为布依族后，有布依族干部又在1989年12月以信函形式与云南大学尤中教授、云南省民委文教处沈其荣处长，就巧家“仲家人”应归为那个民族问题进行信函探讨，他们的观点无疑应归为布依族。故对人口普查将“仲家人”纳入壮族统计提出异议，要求归属布依族，并于1990年3月22日巧家县人民代表大会十届一次会议，杨儒德等11名人大代表向大会提出《请求“仲族”族称归为布依族》的第四十九号议案，县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批转县人民政府办理，交办后县政府责成当时的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承办，巧家县民委对其历史源流、生活习谷、居住地域等进行实地调查，取得部分历史资料。同年12月初，副县长马吉林率县民委主任陆兴洲、民委办公室干部张发祥组成的考察组，带着在巧家拖坑等地获取的录音带和服饰照片等，专程前往贵州惠水布依族自治县考察。1991年1月县民委向县政府提交了《关于“仲家”族属问题的调查报告》，县政府接着向省、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分别上报了专题报告。1992年4月20日县民委提出《巧家“仲家人”族称统一为布依族的报告》。县委、政府研究认为：为了准确无误确定“仲家人”的族称，不给历史造成遗留问题，有必要再行调查，并征求广大“仲家人”的意见。随即县民委又派员赴毗邻的四川省宁南县那洛布依族寨进行全面调查，取得可靠证据。同年11月、12月，县民委本着“民从主人，尊重本民族意愿和对相近似的民族集团，即语言基本相同，民族特点相近，地域相连，而且形成密切经济联系的，尽可能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的原则，分别向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昭通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解决“仲家”族属问题的请示》和《关于巧家县境内“仲家”统一归为布依族的意见》。并申报816户4157人为布依族（其中有1200人自报为苗族和壮族）。1992年12月7日，昭通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复：从1993年1月1日起，巧家“仲家人”统一归为布依族。巧家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以巧政办发[1993]73号《关于“仲家人”归为布依族的通知》，凡过去因历史原因，“仲家人”报成汉族、苗族、壮族及其他民族成分的，经本人申请核实后，均可按布依族进行户口登记。布依族称谓的统一，了结了“仲家”人民期盼已久的心愿。

    3.布依学会成立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各地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心地带与边远民族地区的民族发展差距呈越拉越大之势。布依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经济基础薄弱，村容村貌滞后，文化资源溃乏，与汉族特别是县城周围公路干线的差距更大。如何联系本民族地区实际，充分发挥民族居住地的优势，采取措施切实加快发展，缩小与先进民族和发展较快地方差距，不仅成为党政部门决策的主要课题，也牵动着广大布依族同胞的心，一些布依族有识之士和布依族干部积极倡议行动，陆续筹划成立布依学研究会，力图通过研究，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本民族的现状及特点，从而扬长避短，力推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政策和促进布依民族的发展战略。巧家布依学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宣告成立。2011年春夏之际，由张嗣新、王云奎、杨德富、潘聪、王德元、张嗣斌、王鸿友、赵兴奎、杨儒德、潘勇、杨道德、杨应贤、潘文海、杨德荣、李安福、王永俊、王永坤、潘洪贵、吕仁贵、王洪波、王永旭、李玉才、王洪梅、潘正琼等倡议，发起成立布依学会。于2011年12月7日，巧家县布依学会成立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卓达酒店召开，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组织机构和领导班子，张嗣新当选为会长，王云奎、潘聪、王德元、王鸿友当选为副会长。当选会长张嗣新作了题为《巧家县第一届布依学会工作意见报告》，并就有关问题作出了相应决议，会议要求：会员代表同仁志仕，团结干事，锐意进取，为我们本民族作出无私奉献，不辜负组织以及本民族群众的重托，努力为布依族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县布依学会2011年12月组建后，按照《学会章程》规定，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布依学会常务理事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县域民族工作现状以及布依民族关注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县情实际，积极参与地方国家机关政治事务，发挥会员作用，借“两会”召开之机，行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权。在今年3月政协巧家县第七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提出了《关于挖掘、整理我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建议》、《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和选拔工作的建议》、《关于纠正规范巧家县布依族族称的建议》，以会议提建议这一正常渠道，反映民意，起到了联系群众桥梁的纽带作用，客观地折射出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中尚待引起重视的问题，这些建议对推动民族文化强省和人才工程战略的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大会闭幕后通过提案交办，县委、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非常关注。2012年5月底，《关于纠正规范巧家县布依族族称的建议》，已由县民宗局办理答复了政协委员，并与县公安局会商联合下发了巧族宗联发[2012]2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落实“仲家人”归为布依族的通知》，其他两条建议正处于办复之中。

    学会工作注重顺势而谋，紧跟形势。根据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计划3年内编辑出版十套大型文化丛书的指示精神，按照云南省民族学会布依学研究会的总体部署，从今年4月下旬起，及时组织力量，着手《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布依族卷）》，巧家布依族历史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及撰写工作。经过近两个来月的辛勤努力，此上报材料基本形成，材料呈报到省布依学会后，将巧家厚重的布依族历史文化入编充实进《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布依族卷）》内，这对过去云南布依族历史文化的缺失是重要的补充。

    （二）发展与变迁

    1.建制沿袭与变革

    布依族和其他各民族一样，经历过一段漫长的社会历史。从最先移居巧家牛栏江沿岸的小河、六合和金沙江沿岸的七里、三家村、拖坑等村的杨、潘、王等姓布依族辗转情况看，我们可窥见到布依民族扎根于这片沃土，与其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巧家，建设家园的历史。

    杨姓在清雍正年间，因战乱从贵州省安顺、贵阳一带，迁入云南昭通、会泽、鲁甸等地，于乾隆年间又从昭通、会泽、鲁甸等地进入巧家。昭通的潘、杨姓先进入巧家营的“回龙”，几年后，由于回龙森林太大，瘴气凌人，后又辗转定居大沟，接至金沙江畔“三家村”，各讨母岭，垦荒种植。今巧家营“三家村”是以布依族潘、杨、王姓三姓先居得名，布依族进住三家村时，今巧家营附近已有较多汉族居住，布依族在三家村开发绿毛竹林，杂树和箐棵，进行刀耕火种，不几年，“汉族”迁入“三家村”，人口快增，部分杨姓又向棉沙、东坪及河对门骑骡沟迁移。会泽的杨姓先进入蒙姑的“拖坑”，进入拖坑时，据说此地有一既大又长的绿阴塘，周围黑鹿山原始森林密布，野猪、熊等野兽成群，豹子成双，为防其伤害人，多在树上搭棚居栖，有时豹、熊在树下张牙舞爪地走动，白天打猎，砍伐林木进行刀耕火种，夜间与鸟同居。“迁入巧家最早的是牛栏江边小河的杨姓，在乾隆二年（1737）春从鲁甸县龙头山沙坝鹦哥嘴冯家大田，带上谷种以打猎的身份，进入六合，在后来的乡粮管所驻地附近，发现一小水塘，周围土地肥沃，便将随身携带的谷种用手抓起随意撒在塘边，半年后再到此地发觉稻谷已生长成熟，深感此地方宜居，于是全家迁居六合。次年潘、王、胡、罗、吴等五姓人又从鲁甸随杨姓迁来。布依族迁居六合的第二年开始上租给土司，先用羊皮口袋每年每户交一袋大谷，三年后发展到用半大牛皮口袋上给土司一袋。今‘六合’首先六户布依族先居得名‘六家村’，因住地生产发展较快，六家村又演变为‘卡民寨’，称为‘王卡尼’和‘杨卡三’，为拖车土司家差使，当时六合布依族杨姓有一长老是‘大’字辈的，被升为‘杨官’即杨卡三，当地群众称他为‘九品’，说‘杨官到，必须放三炮’。但这位杨姓长老后来被禄土司家发现威望高，在一次酒席中被土司家酒中下药毒死。到1946年，今杨道德之父杨明玉，被龙纯曾（龙三公子）委任为时名叫鼎新镇的镇长，杨明玉关注公益事业，任上管辖村民向他赠送有“热心公益”的横匾。他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便从鲁甸请来老师，在今‘六合’教书办学，老师在校门上写联称‘六合街子设学校’。从此，六家村和卡民寨又改称‘六合’至今” ^[13] 。杨姓自“文”字辈进入小河镇六合村繁衍到现在的“昌”字辈已是十二代，迄今已有两百七十多年历史。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改土设流”、“改土归流”、“废除帝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变革。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布依人同各兄弟民族同胞一样，由此进入了创新和发展的历史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历经了清匪反霸、土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内乱”、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阶段。

    从建置沿革追溯，巧家历史上系堂琅县辖地，清康熙之时改土归流属东川路地，设流官知府，后又改称东川军民府巧家抚彝府，设抚彝府同知。民国2年（1913年）废厅设县，行政长官称县知事，直属云南省政府。民国28年（1939）实行编联保制，新编联保甲，为10区，63乡（镇）、345保、3141甲。布依族迁入地也被编入保甲治理地域，统治者利用“保甲连坐”手段统治和压迫人民，如：鼎新镇的“六家村”称系8保73甲之一。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3月巧家解放，所设区划无变更，只将18个乡镇调整为38个乡镇变更了一些乡镇名称。之后经历人民公社化运动，1961年调整，全县设9区，84个公社；1962年调设12区、1镇、174个公社，2个居民委员会；1970年改区为公社，全县12个公社，1个镇，167个大队2个居委会；1984年区乡体制改革，全县设15个区，1个镇，177个乡，4个居委会，原3601个生产队相应变更为生产合作社；1988年撤“区” ，县派出机构行政建置，设立了乡镇级政权，调整后为18个乡，1个镇，180个行政村（16个办事处，164个村公所）；2000年乡、镇体制未变只进行村级体制改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设置村委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现有179个村委会，4个城区居民委员会。经过村改，全县实行的是依法村民自治制度，巧家布依族是占总人口比例较少的民族，同时大多又是散杂居于县域乡镇，未享受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经济建设突飞猛进

    境内布依族是环金沙江、牛栏江沿岸流域依山傍水而居勤耕善织的稻作民族，无论是白鹤滩镇的七里、莲塘、棉沙、巧家营，蒙姑乡的拖坑，中寨乡的下寨，茂租乡的拖姑，东坪乡的新街、老街，还是小河镇的龙塘、六合等村落，从村野环境看，除个别地方外，自然条件优越，水源充沛，多属江边河谷和坝区，夏季气候炎热，冬季温暖。特别是白鹤滩镇的七里、莲塘、库着一带系远近闻名的“米粮坝”，年产三季稻，春、夏、秋、冬四季气候宜人，五谷丰登，暖冬到来，成群集队的大雁辗转飞舞，降落之地如象草原上的毛羊群，一片白色，点缀着山野，衬托出大自然的美景；还有拖坑、巧家营三家村、六合、棉沙、大寨等布依村寨，春夏时节，大地复苏，百花盛开，鸟在林中穿梭飞舞，喜悦欢歌。若身临其境，翠绿的秧苗和天然丛林，一派“村在林中，林在村中”的幽境，衬映出稻作民族布依山乡，人与大自然和谐并存的田园风光。

    这些布依族居住区，生产生活条件较好，主要种植农作物有水稻、包谷、甘蔗、烤烟、蚕桑、花生、红薯、黄豆、四季豆、荞子、蚕豆、小麦、马铃薯、白菜、南瓜、蕃茄等等。封建帝制时期，这些生存空间较好的布依族地区，在近代转型期残存着封建领主经济，当地同样是政治上土、流并存，经济上封建地主和土司占有并列，种田交租服役，政治上受欺压，经济上随着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生产发展缓慢，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自然条件较好，但也出现了较明显的贫富之分，解放初划阶级，除极少人家挤身地富阶层，绝大部分布依族同胞处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困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布依族和各兄弟民族一样，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六十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布依族同胞享受着民族平等的权利，县委、政府选派布依族干部或代表到外参观学习，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推动布依族居住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和政府更加关注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提出没有民族地区的脱困致富，就不可能解决一个地区的贫困问题，这已成为决策层的共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到民族地区，各级都非常重视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夯实基础，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是在水、电、路方面的投入，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比如总理工程——炉房水库水利枢纽工程，巧家营建设堰隧道开通，大量的三面光沟渠，饮水管网、地窖水利工程建设等竣工投入使用，极大地解决了蒙姑乡拖坑村、巧家营三家村、棉沙村等许多布依族地区生产、生活用水，改变了过去滴水贵如油的自然环境，不仅吃上了清洁卫生的干净水，而且为农业生产发展增强了后劲。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实施农电改造，不仅解决了农村照明，而且农村五小机电加工和电器设备（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等等）进入广大农村千家万户，使民族群众开始进入电器化时代。随着农业命脉水利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科技普及和优质良种的推广，特别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烤烟、甘蔗、蚕桑、花椒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巨增，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劳务输出，外出务工赚钱增加收入，极大地推动着布依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３.文教事业蓬勃发展

    巧家布依族聚居区，解放前，仅只三家村、莲塘、新华、六合、小河、大寨开办学校，杂居村寨布依族儿童入学率只有10％。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布依族人聚居较集中的巧家营、蒙姑、大寨、六合、白鹤滩镇（原新华镇）等乡镇的十六个行政村分别建设了附设中学11所，公办中学24所，民办小学10所，儿童入学率达95%。在党和政府人才发展战略引领下，各级非常重视民族教育，在布依族居住区加强了基础设施投入，使其教育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为民族教育发展夯实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不管是蒙姑乡的拖坑，白鹤滩镇的七里、巧家营、棉沙，小河镇的六合，中寨乡的下寨等布依族较集中地方，通过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普及，布依族同胞受教育的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以1995年县民族部门掌握的人口情况为例，年内人口布依族4066人，其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29人，中专31人，高中12人，初中376人，小学l877人。巧家蒙姑乡拖坑布依族寨子，1995年有人口289人，其中1～6岁21人，7～9岁的76人，20～49岁的124人，50岁以上68人。文化结构：7～19岁年龄组，有初中文化的11人，小学59人，文盲6人，文盲占7％；20—49岁年龄组，初中以上学历22人(中专2人)，小学76人，文盲26人，文盲占20％；50岁以上年龄组，初中2人，小学19人，文盲47人，文盲占69％。全寨有小学文化以上的189人，文盲79人，文盲占29％。各年龄段受教育数据显示，随着教育事业发展，文化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民族教育突飞猛进，培养造就了相当规模的人才队伍，布依族大中专毕业生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专科生、本科生甚至学士、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具有高科技知识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清华、北大、香港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云大、云师大、云南民大、云财大、云艺等高等学府毕业的学生逐年增多，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作家等科技人才茁壮成长。如：云南地震局昆明基准地震台高级工程师潘发英；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文联《边疆文学》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专家潘灵；现任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公司董事，清远市有线网络公司董事长的杨德银；云南省劳动模范巧家县政协副主席张嗣新；巧家县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长的张嗣斌；现就职于中国海关总署、获清华大学双学位的王洪江；执教于昆明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海等等科技人才；是我们布依族同胞的骄傲。在地方党政机关、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上的一大批布依族儿女，积极投身于地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巧家这片沃土的建设和发展发挥其聪明才智。

    4.基础设施得到夯实

    地域交通，解放前主要是大道、驿道、塘路、乡村小径构架。解放半个多世纪，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要致富、先修路”的极端重要性，几十年艰苦奋战，以交通为立县战略，建设了以公路为骨架，水道及其他为辅助的交通运输体系。初步形成了以省、市、县主干道为交通枢纽，县、乡、村以及村道户间公路的交通网络，通过“通村路面硬化”、“通县油路”和“通乡油路”等工程的实施，二横四纵一环的格局和农村道路网很快将变为现实。

    巧家的交通环境已发生了较大改变，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缩短了与外界的交通运输距离，实现了外部连通省会昆明、市府昭通、周边凉山（西昌）、攀枝花、东川、曲靖等地的通道，内接以县城辐射各乡镇和行政村的交通网络。随着“通乡油路”工程的实施，公路等级的提高，通行能力将会大提升，晴通雨阻的交通状况将得到根本的改变。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布依族聚居区或是散居地，交通便捷，许多布依族同胞不仅购置了摩托车，而且有的还买了小汽车、农用车、拖拉机。仅就拖坑村，公路修通后，一、二、三社的布依族同胞很快就买了30多辆摩托车，十多台拖拉机和农用车，迅速改变了过去运输靠人背马驮的历史，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民族群众不用再为购买农用物资和生活日用品、销售农副产品烦恼了。山不再高路不再长，翻山越岭的公路，为布依族人民带来了幸福安康。

    通讯工具 、程控电话、移动电话和电视网络的普及，过去信息不畅，封闭落后的布依山村，瞬息之间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传媒既便捷又快，从首都、省府至县府有什么信息电视打开就可知晓，过去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现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布依族同胞也知外界事，如手机的普及使用，极大地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扩大了对外的沟通联系。过去老百姓要办事情，得靠人往返送信，既耗费时间又劳累人力，现在有了手机，只要一打开，拨对方号码，不管你是遥远千里或是近在咫尺，都可直接通话交流，一些问题只需举手之劳就可解决。

    布依族入住巧家这块沃土270多年来，既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了这片热土，又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共同构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管自身民族在其地域人数多少，始终保持其勤于农耕、文雅、温和的性情，积极维护民族平等，在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内，加强各民族间的密切联系和交往，在与兄弟民族交往中搞好民族关系，在民族大家庭中努力为创建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的新型关系，促进民族间同舟共济、和谐发展，虚心学习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先进技术，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达到互利共赢。广大布依族同胞深刻领会到只有搞好民族团结，增强建设小康社会的凝聚力，才能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地加快本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也只有这样，“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这一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主题，才能够实现。

    （三）民族团结更加和睦

    在实施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中，首要是认真贯彻好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国务院《加大投资力度，支持云南发展，加快民族地区繁荣发展进程》的政策，结合云南实际，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新世纪新阶段，要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民族工作机构，要着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以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统揽各项工作，坚持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以科学发展为根本，促进共同进步，以民族平等为基石，增进民族团结；以人为本，积极调研，努力争取上级对散居民族居住区的扶持，从而推动发展，使许多涉足民生的问题得以解决。着力改善本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提升布依族劳动者素质，为本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保证；巧家布依族以推动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为契机，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工作，既展示布依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又保持民族特色，风情习俗。

    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维护民族团结，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新情况，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和政治上完全平等方面，由于“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所遗留的一些影响还未完全消除，存在着一些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具体权益方面，尤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民族间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各民族间相互关爱，情同手足，共同性不断增多，但由于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方面了解不够，加上地区、城乡、民族之间人员流动加快，误会、纠纷不时出现；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但由于一些法制观念淡薄，执行政策片面偏颇等原因，伤害民族情感，损害民族团结的事情时有发生” ^[14] 。国内国际存在的民族问题，要求我们正视现实，承认现实，作决策，想问题，办事情，“既要围绕总体目标，又要顺应各族人民渴望过上更加殷实生活的新期待。以高远、开放、包容的民族情怀，以务实、勤奋、进取的精神” ^[15] 。切实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无论是推动新农村建设也好，或是攻克扶贫攻坚难点也罢，谋划一个乡（镇）、一个县（区）甚至更大区域的工作，都不能把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共同发展搁置一边。要特别关注较少民族、特困民族和散杂居民族的发展，不能只强调在嘴上，应做好加大民族地区扶贫攻坚力度这篇文章，否则，少数民族尤其是散居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图文/巧家布依学会提供

          编审/典  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