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事变”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自发抗战

徐 斌

2015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反抗日本侵略者发动“黔南事变”血与火的斗争中，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水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勇现出的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4年底，穷途末路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摆脱亚洲战场的不利战局，企图打通湘、桂至越南的交通线，攻克黔南特别是处于贵州交通要道的重镇独山，威逼贵阳，长驱直入当时的陪都重庆，把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连成一片，时年11月，日军两个精锐师六个联队近万人，从广西宜山兵分三路沿黔桂边境北上入侵贵州省独山、荔波、三都、丹寨。给黔南各县人民带来空前劫难，数十万难民颠沛流离、家破人亡。对于这一抗战后期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史称“黔南事变” 。

“黔南事变”中，日本侵略军于11月30日进入贵州省独山边界，12月2日占领独山县城，独山是当时战局中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地，是大棋局中一颗忍辱负重的棋子，在与相邻几个县各族人民付出了家破、房烧、人亡、桥断、城毁的巨大代价后，加上军民的阻击和袭扰，才阻断了日军的侵略。日军于12月5日全部撤离独山县城。撤退时，放火焚烧县城，大火持续燃烧七天七夜，“全城烧毁民房16000多栋。”素有 “小上海”之称的独山经日军烧、杀、抢劫之后，仅有280多栋房屋幸存。全县被日军杀害及冻死、饿死军民1.9万多人，财产损失10.9亿元。

“黔南事变”时间虽短，但给贵州黔南人民，特别是独山人民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却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黔南事变”中我布依族、苗族、水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并不是俯手就擒，而是挺身而出，自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前赴后继，袭击日本侵黔军，保卫家园，显示出少数民族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慨。致使日军铁蹄在中国大陆本土正面战场最后一站——贵州省独山深河桥下被斩断，日军魔爪不敢再向前延伸半步。深河桥成为了侵华日军灭亡的见证，史上也称为“北有卢沟桥，南有深河桥”。

日军犯黔期间，所到之处均属布依族、水族、苗族、侗族世居地，各个民族不管人口多寡，信仰、语言、习俗不同，面临外敌入侵，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护卫队、护寨队，护村保寨，掩护老弱病妇孺转移、阻击、伏击、偷袭日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由各族人民组成的人民自卫军用土枪、土炮、梭镖、马刀、斧头等作为武器，与敌拼杀反抗，除正面阻击敌人之外，他们还在深山密林之中击杀敌军；或者夜间进行偷袭，使敌人防不胜防，这之中勇现出的英勇杀敌事迹数不胜数。在三都，敌进犯牛场时，被当地群众击毙10余人。敌窜扰九阡，被群众击毙200余人，缴枪100余支，弹药无数，还有马匹、辎重等。德门村的蒙汉阳、蒙秀庭等几十人自卫队，用土枪、用擂石、用火攻等方式打击日军，他们在岜给等地与窜犯的日军小分队交火，日军死伤多人。董港村10名青壮年伏击日军，击死击毙多人。太吉村蒙贵松等5人突袭日军哨杀死日军2人，蒙育康等击退掠夺食物的日军小分队。溪竹村蒙东华、蒙有民、覃建安等20余名布依族和水族青壮年利用水安坪和懒板凳等险要地段袭击撤退的日军，打死打伤多人。此外，布依族民众在打击日寇过程中，还勇现出了：黎家寨村民抗击日军先遣队；王时有赤手空拳夺敌枪；卢坤山浪干诺洞战三敌，吴培文朝天洞击日寇；麻银寨自卫队阻击战；麻广寨民阻逃军；营上坡抗日伏击战……1985年3月18日，日本组成9人访问团专程到独山访问，曾经参加日军进犯独山的二等兵管原源六回忆说：“我们害怕老百姓——怕老百姓打冷枪，所以我们向贵州行军时都穿便服，使老百姓看不清楚我们是日本兵……”我们一起来的250名日本兵从独山撤退到广西全州，经过中国军民的多次阻击，只剩下21人活着。

“黔南事变”抗战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凝结着无数少数民族英烈的鲜血，是黔南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全民族抗日救国的不朽壮歌，既是一部血泪史，更是一部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史诗。